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被迫开放以及远程运输业的发达，从遥远的欧美舶来的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日常用品、服饰、餐饮、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市政建设、居住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等不同程度地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开埠的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传统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西风东渐”的中西文化交融的主流。

西方的生活方式首先在租界流行，西方列强各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探险者、实业家、商人、以及大量随行的侨民等在各自的租界带来了他们引以为荣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掀起和洋务派实力的增强，中国上层社会也开始从视洋物为“奇技淫巧”到“仿洋改制”，从“恶洋货”到家具史话“以洋为尚”的变化。

沙发等软体家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上海开埠后，西方家具开始流传到上海，除了西洋木器家具外，包括沙发、软包座椅和弹簧床垫在内的软体家具也开始在上海等开埠口岸流行。

上海早仿制包括沙发在内的西方家具的企业有1871 年创建的泰昌木器公司，1884年创建的英商祥泰木行，1885年英商福利公司，1888 年奉化藉木工个体户毛茂林创办的毛全泰木器店，1905 年英商海克斯创办的美艺术器装饰有限公司，均开始生产包括沙发软椅在内的西洋家具。

民国时期，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商号相继建立，都设有家具部，生产和经销沙发等西方家具。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美国商人从美国运来全套先进的软床垫生产设备和材料，在沪设立“席梦思”床垫公司，生产弹簧床垫。这是我国早的床垫品牌，以至当今仍有人认为“席梦思”就是指所有的弹簧床垫。

1936 年该公司中国职员张孝行出来自办“安眠思”机器床垫厂，“安眠思”可能是中国早的民族品牌床垫。

在此期间，沙发等软体家具除了供应洋人购买外，当地的富豪巨商、洋务官僚以及新派人士都以此为时尚，使得沙发得以流行。由于当时国内不配套，生产软家具的原材料主要靠进口，弹簧来自英法，棕丝来自印度，面料也是从欧美进口。脚用红木、柚木、洋松等实木制成，所以价格昂贵，非普通市民能够购买。

进入20 世纪后，软家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沙发生产专业户和个体户。到上世纪20—30 年代，上海已有专业沙发生产户100 多家。他们除了与西式家具企业配套生产沙发外，还接受大饭店定制沙发。

抗战期间沙发业萧条，直至抗战胜利后又开始复兴，并成立了“上海沙发业同业公会”。解放前夕，上海有沙发制造商户200 多家。沙发的品种一般二件单人沙发加一件长沙发为一套装。风格上有全包沙发和出木沙发之分，出木即扶手为木质并用蜡刻涂装。面料大多为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去的达官贵人、资本家等阶层已不复存，新政权的党政领导还刚刚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而且工资普遍较低，而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虽保留了高工资，但在崇尚俭朴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不敢追求享受，因此沙发、床垫等软体家具便失去了市场，企业纷纷停产，只有极少数被保留下来主要为酒店宾馆、机构团体定制沙发、软椅等产品。

“文革”期间，沙发、弹簧床垫和红木家具一样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征，也是“破四旧”的对象，特别是有不少“走资派”或“反动学术”被扫地出门下放“五七干校”时，这些笨重的沙发和床垫便廉价送进了旧货店。我的一个工友就从淮海路旧货商店买回了一个“席梦思”床垫，仅花了几十元钱，使他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在当时床垫毕竟还是稀罕之物，能有机会享用实属不易。

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在毗临香港的珠三角掀起了做沙发的热潮。特别是顺德龙江、东莞的厚街等地，洗脚上田的农民或通过在外资企业打工或通过解剖沙发，成了传播沙发技艺的主力军，他们东进北上，就地租用工棚，凭简单的机具就地生产和销售，使得人们禁锢了几十年的沙发消费热情得以释放。我和我的老同学刘定之先生于1983 年编写了一本《沙发制作》的小册子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还很可观，刚好迎合了这一时期的沙发制造和消费热潮。

世纪之交，包括“华达利”、“迪高乐”、“拉图兹”（纳图兹）等世界知名沙发品牌落户中国，抢占中国市场和利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优势生产沙发销往全世界。而民族品牌“顾家工艺”、“左右”、“艺峰”、“斯帝罗兰”、“爱依瑞斯”等知名企业其规模、质量、款式和品牌影响力均前所未有地提高，床垫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赘述。

回忆往昔，当今中国的软体家具制造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